【荐读】《汉书》:自尔迄今,无改斯道

习近平总书记在《从政杂谈》一文中写道:“许多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,有一股狠狠砍几‘板斧’,扭转一下局面的虎劲。这种工作热情和想获得社会承认的动机是好的。但如果在情况不明、心中无数的时候,求成心切,操之过急,也容易违背科学,脱离实际。‘治乱绳,不可急’,急于求成本身就孕育着失败的危险。”这里引用的“治乱绳,不可急”就出自《汉书·龚遂传》。



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,东汉班固编纂的《汉书》系统全面地记述了西汉两百多年的历史。和许多古代经典一样,《汉书》不仅搜集、保存了大量史料文献,而且保留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。除了“治乱绳,不可急”,《河间献王传》中的“修学好古,实事求是”、《元帝纪》中的“安土重迁,黎民之性”等都是今天依旧耳熟能详的名句。



《汉书》承袭了《史记》的编纂体例,又有所变化。比如,《汉书》将《史记》中的“世家”与“列传”合为“传”,“书”改为“志”,形成了纪、表、志、传并立的格局。在内容上,《汉书》对《史记》也有所继承。《汉书》中汉武帝以前的篇章,基本沿用《史记》的文字。武帝以后的历史,则是根据其他文献重新编纂。


前人对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异同作过很多研究。他们发现,《汉书》中武帝之前的内容,并非完全移抄《史记》,而是下了一番功夫进行整理加工。《汉书》还补充了不见于《史记》的《惠帝纪》及《李陵传》《苏武传》《蒯通传》等篇章。在《史记》中,张骞的事迹见于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,篇幅仅有百字左右,而《汉书》为张骞立传,用翔实的文字记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情况,成为今天了解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。此外,《汉书》还增补了不少诏令、奏议,像贾谊的《治安策》、晁错的《言兵事疏》、董仲舒的《天人三策》等文章都是赖《汉书》得以保存。司马迁的名篇《报任安书》,有人误以为收在《史记》中,其实这封信并不见于《史记》,而是抄录在《汉书》中。


此外,《汉书》还新写了武帝之后的七篇《纪》,新创了《百官公卿表》《古今人表》《刑法志》《五行志》《地理志》《艺文志》,系统总结官制、人物、刑法、地理、学术源流等。这些新纂的内容,往往也有所依傍,比如记录当时书籍目录的《艺文志》,以刘向、刘歆《七略》为基础。《七略》失传已久,《艺文志》对于了解古代学术源流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。


班固编纂《汉书》的年代,可谓是一个抄本的时代。那时文献的获取、传播与后来的雕版印刷时代大不一样,与当下的信息时代更不可同日而语。过去,曾有人批评《汉书》缺少原创,但仅以其保存史料之功来说就不可低估。更何况《汉书》能够兼采众贤,对史料文献进行了系统地梳理。据记载,《汉书》撰写完成后,“当世甚重其书,学者莫不讽诵焉”。也有人认为,《史记》囊括三千年历史,不过用了50万字,而只记200多年历史的《汉书》却有80万字之多,由此判断《汉书》不如《史记》简练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,《史记》的简练有一部分原因是上古史料的贫乏造成的,《汉书》史料虽然堪称丰赡,但今天的史家无不盼望它能搜罗得多些再多些,唯有如此,我们才能更贴近那段2000年前的历史。



因为文辞典雅,体例严谨,《汉书》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写作的典范。唐代学者刘知几的《史通》说:“如《汉书》者,究西都之首末,穷刘氏之废兴,包举一代,撰成一书,自尔迄今,无改斯道。”清代学者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也称:“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,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。”通观汉代之后编纂的正史,的确大多沿袭着《汉书》的断代史体例。《汉书》不仅为史家所重,而且广为文学家所称道。宋代的诗人黄庭坚就说:“三日不读《汉书》,便觉俗气逼人。”


《汉书》好用古字,不易阅读,历代不乏为之注解的著作。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说:“始自汉末,迄乎陈世,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,至于专门受业,遂与‘五经’相亚。”唐代为《史记》作注的司马贞说,《史记》与《汉书》相比“微为古质”,“故汉晋明贤未知见重”。可见,汉晋之际,学者对《汉书》的重视。唐初,颜师古将二十多家旧注汇集起来,成为当时最为详尽的注本。此后清代还有王先谦的《汉书补注》、近人杨树达的《汉书补注补正》《汉书管窥》,后出转精,多所发明。


如今,学者正在对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《汉书》进行修订,我们期待一个集成历代研究成果、更适合当代读者阅读习惯的新《汉书》读本能早日问世。


内容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12月26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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